在2026年9月19日举行的第七届全国养老金发展论坛上，来自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的会长、知名学者郑功成发表了极具分量的主旨发言。他强调：“在追求公平的道路上，我们必须加快步伐。”这一表态颇具深意，因为它不仅来源于一位长期参与社会保障制度设计的学者，更是对当前养老金公平话题的有力呼吁。过去，关于养老金公平的讨论多持渐进态度，但郑功成此次直言不讳地提出应“补低扶弱、缩小差距”，同时明确提出需要重点照顾的两大群体：农民，尤其是高龄农民以及灵活就业人员。

为何将目光聚焦于这两个群体？数据揭示了其中的深刻背景。2026年，全国企业退休人员的月均基本养老金约为3640元，而中位数仅为3050元，这意味着超过一半的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水平低于3050元。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基础养老金，2026年刚刚从143元提升至163元，每月仅增加20元。这样的差距显然并非偶然，而是两种制度自始至终在截然不同的水平上运作所致。城镇职工退休人员的养老金相当于农村老人一整年的基础养老金收入，这样的制度性不平等亟需纠正。

与此同时，灵活就业人员的困境也不容忽视。目前，中国灵活就业人口已超过2亿，占总就业人数的30%以上，但参保率却只有约25%，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的50.9%。对于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以及个体经营者而言，每月缴纳近千元的职工养老保险负担沉重。选择缴纳这笔费用会显著压缩短期收入，而若选择不缴，他们则可能在退休时只能领取区区一百多元的基础养老金。这两类人群的共同特点在于，问题并非在于他们缴纳的少，而是长期以来的制度设计缺乏足够的公共资源保障。 熊猫体育

郑功成指出，基本养老保险应被视为国家层面的公共产品，而非单纯的劳动者在岗期间的工资延续。换句话说，公共产品应强调兜底和普惠，而不是单纯依据“多缴多得”的市场逻辑进行评价。

值得深究的是，郑功成所提及的“加快”二字。近年来的政策方向已经明确，如人社部发布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规定，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调整要向待遇较低的群体倾斜，同时地方基础养老金应优先照顾高龄人员，并全面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的户籍限制。这些都是积极的动向，但“加快”意味着需要更高的执行力度和速度。

实际上，自2026年起实施的“提低控高”调整规则正朝着这一目标迈进：低基数群体的养老金增幅明显高于高基数群体。例如，一名月养老金为2600元、工龄28年的退休职工，调整后每月增加约102元，涨幅接近3.9%；而另一名月养老金8500元的退休人员则仅增加183元，涨幅只有2.2%。尽管比例上低收入群体的增长更加明显，然而在绝对金额上，收入较高的人群所获得的增幅仍然更为优越，这恰恰是问题的核心所在。 熊猫体育

要真正实现养老金待遇差距的缩小，单靠每年调整幅度的差异显然不够，必须在缴费机制、公共投资、制度衔接等层面进行根本性的改变。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困境便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虽然自2026年3月起全国取消了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并允许他们在社平工资的50%到300%之间自主选择缴费基数，但灵活就业人员需要独自承担全部的缴费，而没有单位的分担。这意味着一名外卖骑手的收入中，要承担七八百元的养老保险缴费，所占比例远高于有单位分担的职工。

此外，郑功成在论坛中还提到养老保险领域存在的“四个不足”：制度的公共性不足、公平性不足、与时代发展不适应以及可持续性不够。其中“适配性不足”尤为值得重视。他指出，灵活就业、新兴业态以及人工智能对社会财富创造与分配产生的影响，实质上要求我们不仅仅是简单地修补传统制度模式，而必须重塑整个养老保险制度的底层逻辑。

这一论断在灵活就业人员的背景下显得极为合理。当前职工养老保险制度起源于工业时代，假设的是一个基于稳定雇佣关系和单位分担的模式。然而，当2亿人的就业形态已经远远偏离这个建构时，仅仅依赖补救式的调整只能治标不治本。真正需要问的是，缺乏固定雇主的人，应如何为自己的老年生活积累保障？ 熊猫体育

高龄农民同样面临类似困境。当前的月基础养老金水平为163元，加上个人缴费形成的部分，许多农村老人每月实际领取的养老金不足300元。对于七八十岁的农村老人而言，他们中的不少人年轻时根本没有缴费的机会——并非他们不愿意参保，而是历史上根本没有养老保险制度。郑功成在两会期间曾提到，提升高龄农村老人的养老金水平，有助于激励年轻农民的参保意愿。如果他们看到父母仅能领取一百多元的养老金，又何从增强自己的参保动机呢？

虽然方向已日渐清晰，但加速改革的难度同样不容忽视。养老保险基金面临的严峻人口结构压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刚性约束，因此任何提升标准的举措，必须在基金的承载能力与制度的可持续性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点。